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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闽文脉·人物丨“中国甘薯之父”陈振龙一家七代引种推广甘薯的故事

2022-09-26 14:51:37 来源: 学习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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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是一年秋分日,我们迎来了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。

  丰收是千百年来老百姓最大的期盼,它意味着繁荣和生息。

(资料图片)

  说起丰收,就不得不提到我国农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高产作物——甘薯。甘薯又称番薯、红薯、红苔、白薯、地瓜,在古代亦称朱薯、金薯,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,有“长寿食品”之誉。

(资料图片)

  甘薯原不产于我国,16世纪末由长乐人陈振龙从“外番”引进,故称“番薯”。400多年前,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,并且其后代致力番薯培育推广,历经170多个春秋,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。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“中国甘薯之父”。

陈振龙(资料图片)

  陈振龙(约1543—1619),福州长乐县青桥村人(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),自幼饱读经书,年未二十中秀才,后乡试不第,遂弃儒从商,到吕宋岛(今菲律宾)经商。振龙见当地到处种有朱薯,可生吃也可熟食,容易种植。他以敏锐的眼光认识到朱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,联想到家乡“闽都隘山阨海,土瘠民贫,赐雨少愆,饥馑存至,偶遭歉岁,待食嗷嗷”,若把朱薯引种乡土,将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。于是,潜心学会了朱薯种植之法,等待时机。

陈振龙出生地(周锦云 摄)

  明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,50岁的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不准带朱薯出境的禁令,将薯藤绞入吸水绳中(另有“编入藤篮”“封装于竹筒中”等说法),藏匿于船中,经七昼夜航行,终于将薯种带回故乡福州。

  《金薯传习录》记录了陈振龙将红薯引入中国的经过。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  这一年大旱,田园绝收,民不聊生,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。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向巡抚金学曾呈报《献薯藤种法禀帖》,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,并说明吕宋种植朱薯之利,建议试种朱薯以解粮荒。金学曾对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的义举大为称赞,命其觅地试种。陈振龙父子依照土人传授种植之法,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空地试种。7月份种下去,4个月后启土开掘,朱薯子母相连,小者如臂,大者如拳,味同梨枣,可以充饥。陈经纶再上《献番薯禀帖》,称番薯适合东西南北种植,恳切请求金学曾“乞广生民计,通饬各属效文栽种,以裕民食”。金学曾采纳建议,通令各地如法栽种,大获丰收,闽中饥荒得以缓解。闽人感念金学曾之功,将朱薯改名金薯,又因来自“番国”,俗称番薯。

 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“克承世业”,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、推广,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,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,功绩卓著,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农作物推广世家。

  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省鄞县试种番薯,还将薯种与种植技法传授给莆田人徐缓携往江浙传植,把番薯从闽中推广种植到长江流域。

陈振龙纪念亭(周锦云 摄)

  乾隆年间,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携同好友余瑞元、刘曦把番薯引种到山东,在北方各地推广。他不仅赠送薯种和传授技法,还四处自费张贴招贴,动员百姓种植番薯。汇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甘薯专著《金薯传习录》,该书保存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历史资料,是宝贵的农业科学史文献。另据四川地方的方志记载,当地的番薯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种、推广的。

  《金薯传习录》首页。(来源:中国青年报)

  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、陈燮、陈树继承父志,利用在各地经商的机会,将番薯推广种植到了河南、河北、北京一带。

  番薯极易种植,产量极高,成了百姓的重要口粮。若遇旱涝歉收的年岁,番薯更是百姓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。古籍记载,荒年时,“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”。从明朝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番薯传入我国,到清朝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政府下令全国推广番薯,这近二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高峰期,粮食供给压力增大,自然灾害频仍,百姓常受饥荒之苦。番薯的种植有效地解决了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,也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土地的开发和利用,加快了这一时期社会人口的增长。

 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在《略谈番薯和薯蓣》一文指出:“我国的人口,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,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,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,但是到乾隆六年(1741年),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,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。这样的人口激增,虽然与版图的扩大、田地的开辟,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,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,恐关系更大。”

  新中国成立后,红薯种植食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。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基数增长至八亿工农群众,作为经济尚不发达时期的代粮“重器”——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待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,据农科专家测算,“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,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”。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。

 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,商贾为业,却一心情系民生,花费了七代人的心血,引种、推广种植番薯,终有所成,泽被苍生,功德无量,为后人纪念。晚明史学家何乔远曾作《金薯颂》称赞陈振龙引种之功。清代中期,百姓在福州、福清等地建报功祠,主祀金学曾,配享陈振龙、陈经纶、陈世元。

  清道光十四年(1834年),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,在乌山建“先薯亭”。1957年,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“先薯亭”。今天,我们仍可以看到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,联曰:

  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

  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

先薯亭(周锦云 摄)

  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,比作妈祖、神农,这样的评价与尊崇从侧面反映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,造福华夏、影响深远。

《先薯亭记》(资料图片)

  370年后,1962年冬,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,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——《金薯传习录》。这本《金薯传习录》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、培育过程。透过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字行,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、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,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,挥毫写下了《满江红——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》:

  挟入藤篮试密航,

  归来闽海勤耕植。

  此功勋,

  当得比神农,

  人谁识?

  (作者:王佳 本文综合“掌上长乐”原文和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)

[责任编辑:陈醉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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